2017世界投資報告

序言

2016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量小幅下降2%，至1.75萬億美元。對發展中國家投資更為嚴重受挫，下降了14%，而且欠發達國家與結構薄弱的經濟體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仍然動蕩低迷。盡管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預測2017至2018年間FDI流入量會小幅復蘇，即便如此，估計仍然會低于2007年的歷史峰值。

我們面臨的發展問題非常棘手，特別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需要的巨大投資量，聯合國貿發會議得行動計劃中詳細的提到這些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和投資方向。我們需要投資更多的基礎設施、能源、水力、衛生、緩解氣候變化、人類健康、教育，同時投資也會帶來大量的就業機會和收入增長，從而達到可持續發展、維護持久和平的目的。

如今，確保全球政策環境有益于投資可持續發展，這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貿發會議在這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給國內國際投資提供政策制度指導。國際投資協議中投資政策改革框架和路線圖已融入130多個國家的新一代投資政策實踐之中。今年的世界投資報告記錄了這些變化并就如何處理3000多個舊式投資協議提供了政策建議。

現如今全球經濟，對決策者來說，一個關鍵的挑戰是數字化經濟發展。今年這個報告的主要章節表明，數字經濟對全球投資模式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它可以洞察數字經濟對為模擬時代而設計的投資政策的潛在影響，同時提供投資政策如何促進數字化發展的建議。

我認為這份報告對國際投資與發展機構組織是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古特雷斯  聯合國秘書長

前言

數字經濟正成為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數字經濟為全面可持續發展提供了許多新的機遇。但同時也對政策帶來了嚴峻挑戰——首先就是填補數字鴻溝。不論機遇還是挑戰都是發展中國家必須要優先制定相應的發展政策。

數字經濟正在從根本上改變公司在國際間生產和銷售商品以及提供服務的方式。數字跨國公司與國外的客戶進行交流和銷售不再需要在國外市場進行大量實物投資。因此，他們對本國生產力和就業崗位的影響更加難以捉摸。如今，數字經濟已不僅僅是技術部門和數字公司，它越來越多地涉及到全球經濟各個領域的供應鏈數字化。

國際生產數字化轉型對促進投資，實現便利化以及規范投資者行為具有重要意義。實體經濟規則應根據新的數字商業模式進行審查。一些國家已經著手改進經濟政策，而另一些國家正面臨政策阻礙或者制約數字經濟發展的風險。

因為這不僅僅關乎數字跨國公司，也關乎發展本國的數字能力。世界上許多國家都為發展數字經濟制定了戰略規劃，但這些規劃大都無法充分解決投資問題。有效的規劃又只專注于電信基礎設施的投資。應擴展數字發展戰略的投資策略層面，是國內的企業更容易進入全球市場，享受數字化帶來的成果。

2017年世界投資報告是對數字經濟的綜合投資策略框架的一個有力論證。它給我們展示了在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續的全球化趨勢的未來，協同投資政策與數字化發展策的一致性略將會給發展中經濟體融入全球化經濟中起到關鍵的作用。這對于如何實現縮小數字鴻溝并應對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和巨大的投資挑戰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向共同擁有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經濟體推薦這份報告。

Key messages

投資前景

全球投資幅度略有回升，預計2017年全球投資將謹慎樂觀。各主要地區的經濟增長預期較高，貿易復蘇和企業收益復蘇，可能會促進外國直接投資（FDI）的小幅增長。全球流量預計在2017年將增至近1.8萬億美元，在2018年將持續至1.85萬億美元----但仍低于2007年的高峰。 政策不確定性和地緣政治風險可能阻礙復蘇，稅收政策變化可能重大影響跨境投資。

除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外，大多數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前景呈適度積極狀態。發展中經濟體作為一個群體預計將獲得約10％的收益。這包括發展中亞洲地區因具有可觀前景的主要經濟體提高了投資者信心而帶來的大幅增長。對非洲的直接投資預計也會增加，油價也會小幅上漲和區域一體化的進展緩慢。相比之下，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外國直接投資前景不明朗，宏觀經濟和政策前景也不明朗。經濟轉型經濟體在2016年經濟下滑之后可能進一步復蘇。預計到2017年，發達經濟體的流量將保持穩定。

投資趨勢
2015年大幅上漲后，2016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的增長勢頭下滑，表明經濟復蘇的道路依然不穩定。跨國企業（MNEs）認為，由于經濟增長疲軟和政策風險明顯，FDI流入量減少了2％，達1.75萬億美元。向發展中經濟體的流動特別嚴重，下降了14％，達到6460億美元。

與證券投資，匯款和官方發展援助相比，外國直接投資仍然是發展中經濟體最大和最穩定的外部資金來源。但是，所有發展中地區的流量都下降了：

? 到發展中亞洲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在2016年下降了15％，達到4430億美元。五年來的第一次下降相對普遍，除了南亞以外，大多數次區域的數字下降了兩位數。

? 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繼續下滑，達到590億美元，比2015年下降3％，主要原因是內需不振，大宗商品價格低迷。

? 由于經濟持續衰退，商品價格疲軟和出口壓力，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下滑趨勢加快，下降14％達1420億美元。
? 結構薄弱和脆弱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依然脆弱。 最不發達國家的流量下降了13％，達到380億美元。 同樣，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流量減少了百分之六，達到35億美元。 內陸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穩定在240億美元。

發達國家經濟在去年大幅增長之后進一步上漲。流量上漲了5％，達到1萬億美元。流量上漲了5％，達到1萬億美元。歐洲的外國直接投資下滑得到了很大的補償，由于北美地區適度增長，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大幅增長。發達經濟體在流動中的全球直接投資份額增長到59％。在經過兩年大幅下滑之后，向轉型經濟體轉移的外商直接投資幾乎翻了一番，達到680億美元，反映了大型私有化交易和礦業勘探活動的投資的增加。

主要的經濟集團，如二十國集團和亞太經合組織，都大大影響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的趨勢。到二十國集團的量首次獲得超過1萬億美元的紀錄。需要注意的是集團組織成員之間的互相投資有日益增長趨勢。

來自發達國家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失依然疲弱。 他們下降了11％，達到1萬億美元，主要是由于歐洲跨國企業的投資減少。來自北美的流量依然存在，但來自亞太發達國家的流量自2008年以來達到最高水平。盡管作為現在世界第二大投資國的中國流量大增，但其來自發展中經濟體的對外投資流出量下降了1％，達到3,830億美元。

國際生產增長放緩導致全球貿易擴張乏力。跨國公司的外國子公司的國際生產仍在擴大，但近年來的速度已經放緩。過去五年外國分支機構銷售的平均年增長率（7.3％），增加值（4.9％）和就業（4.9％），年平均年增長率均低于2010年前的同期（分別為9.7％，10.7％，7.6%）。貿發會議的最新數據顯示國有跨國企業在全球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大。約1500家國有跨國企業（占所有跨國企業的1.5％）擁有超過86,000名外國人,相當于或接近所有外國人的10％。他們宣布新建投資將占2016年全球總量的11％，高于2010年的8％。他們的總部廣泛分散，其中發展中經濟體占一半以上，近三分之一在歐盟。中國是國有跨國公司最大的母國。

投資政策趨勢

投資決策越來越復雜，分歧越來越大，越來越不確定?？沙掷m發展將使投資政策更具挑戰性和多面性。政策制定也越來越分散，反映在社會和政府應對全球化影響而采取的各種方法。這與政府更多的干預措施一起，也降低了投資者投資政策的可預測性?；谝巹t的投資制度是可信的，具有廣泛的國際支持，旨在實現可持續性和包容性，可以幫助減少不確定性，提高投資關系的穩定性。

2016年推出的大部分投資政策措施旨在促進投資，使其便利化和自由化。約58個國家和經濟體采取了至少124項投資政策措施，是自2006年以來最高。外國投資者的入境條件在各行業開放，許多國家精簡注冊程序，提供新的投資激勵或繼續私有化。約有五分之一的措施引入了新的投資限制或條例，遠遠超過了1990年代貿發會議年度報告的早期階段。它們不僅體現在新立法中，也體現在行政決定中，特別是在涉及外國收購的兼并控制方面。

許多國家通過具體的投資法律管理跨境投資，解決與國際投資協議（IIAs）類似的問題。至少有108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投資法和國際投資協議在市場準入、范圍界定、投資者待遇、促進投資和解決爭端等方面有相似之處。國際投資協定的改革和投資法中相應條款的現代化應該是齊頭并進。

在更復雜的情況下，國際投資協定普遍繼續增長。2016年，締結了37項新的國際投資協議，使年底條約總數達到3,324個（2017年已經結束了4個）。同時，至少有19個國際投資協議的終止日益有效，并且會有越來越多的隨之而來。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政府對其國際投資政策參與的更廣泛的重新調整。

新的基于條約的投資者與國家爭端解決機構（ISDS）案件的比例繼續有增無減。 2016年啟動了62起新案件，案件總數達到767個。截至2016年底，投資者在所有案件中贏得了60%的判決。

二十國集團采取“全球投資決策指導原則”。 根據貿發會議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框架”，不具約束力的“二十國集團原則”第一次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之間達成多邊投資協議，這將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三分之二以上。國際投資協定的改革已取得顯著進展。大多數新條約遵循了聯合國貿發會議規劃的線路圖（WIR16），鞏固了國際投資協定改革的第一階段，該線路圖規定了五個行動領域：保障監管權，同時提供所需的保護; 改革投資爭端解決機制; 推動并促進投資；確保負責任的投資; 增強系統一致性。改革投資爭端解決機制是議程上的重中之重，包括在多邊層面上的一些具體的改革舉措正穩步推行中（例如新條約中的改革導向型條款——致力于國際投資法庭的設立）。 投資便利化已成為推動利益增長的利器，聯合國貿發會議提出的“投資便利化全球行動綱要”獲得了所有與投資和發展利益相關者的強有力的支持。 此外，包括新語言在內的近期條約皆維護了東道國管理和促進負責任投資的權利。

現在讓我們投眼于國際投資協定改革的第二階段：將現存的舊版條約現代化。 舊條約比比皆是：現今有兩千五百多條舊條約仍有效（占所有有效條約的95％）這些舊條約成形于2010年之前。舊條約相悖：截至2016年底，幾乎所有已知的投資者與東道國的爭端案例都是基于此。并且舊條約持續分化：它們的持續存在造成了條約體系的重疊和分裂，并造成了交互挑戰。

聯合國貿發會議介紹和分析國際投資協定改革第二階段的10個政策選擇的利弊：（1）共同詮釋條約條款; （二）修改條約條款; （3）替換“過時”的條約; （4）整合國際投資協定網絡; （5）梳理共存條約之間的關系; （6）參考全球標準; （7）多邊接洽; （8）放棄未經批準的舊條約; （9）終止現有的舊條約; 以及（10）退出多邊協定。 各國可以根據自身政策優先狀況來調整和采用這些選擇，以實施線路圖所規劃的改革。

在特定情況下，各國對這十個政策進行選擇時，需要進行仔細的和基于事實的成本效益分析，同時應對一些更大的挑戰。 戰略性挑戰包括防止改革過度，這將破壞國際投資協定保護和促進投資的初衷。系統性挑戰源于引發連貫性和一致性問題的差距，重疊和分裂。協調性挑戰需要優先考慮改革行動，尋找合適的條約合作伙伴來實施這些行動，并確保不同層級決策者作出的改革努力之間的一致性。小國特別是最不發達國家難以解決那些由于舊協定的欠妥之處而引發的種種問題。

綜合制度改革將受益于強化多邊支持。 通過三大支柱性工作 ——調研和政策分析，技術援助以及跨政府構建共識 ——聯合國貿發會議得以發揮關鍵作用，因為在現今多層次和多層面的國際投資協定制度下，聯合國致力于推動國際投資協調中心和國際論壇開展高級別兼具包容性的探討。

世界見證了資本市場相關政策和調控手段的快速增加，這些政策和工具旨在促進對可持續企業的投資，并支持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實現。 這些政策和工具主要來自證券交易所及其監管機構，但同時得益于機構投資者等其他資本市場利益相關者的大力參與。證券交易所的定位在于通過其他行業所無法復制的方式去影響投資者和公司，即通過新產品和服務，以及通過支持監管機構來促進市場標準的采用與推行。

投資與數字化經濟

數字經濟是增長和發展的主要動力。它可以提高各個行業的競爭力，給商業或企業活動提供新機會，以及為企業進入海外市場和參與全球電子價值鏈提供新途徑。它也為企業解決持續發展的問題提供了新的工具。然而，數字經濟帶來了一系列政策上的挑戰，包括彌合數字經濟發展差異的需求，盡量減少可能存在的那些負面的對社會和發展的影響，以及處理復雜的因特網監管問題。與數字經濟相關的機遇和挑戰對發展中國家是尤其重要的。
    數字經濟對投資具有重要意義，投資對數字化發展也至關重要。數字技術的采用有可能改變跨國企業的國際業務，以及外國子公司對東道國的影響。而所有國家的數字經濟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的全球數字經濟，都需要有針對性的投資政策。 

在過去五年中，信息通信技術（ICT）在國際生產中的重要地位大幅度提高。 2010年至2015年間，科技公司的數量在聯合國貿發會議排名前100位的跨國企業中翻了一倍多。 這些跨國企業的資產增長了65％，其營業收入和員工增長了約30％，相比之下，其他100家跨國企業則呈現平穩趨勢。 數字跨國公司（包括互聯網平臺，電子商務和數字內容公司）的重要性也在迅速增長。 本報告展示了新的前100名，為數字跨國公司及其國際生產的排名。

數字跨國企業有70%的銷售額源于海外，但它們只有40％的資產在外國。 數字跨國企業對東道國的影響在實物投資和就業創造方面不太直接，但它們的投資可產生重要的間接影響和生產力影響，并有助于數字化發展。

在全球各行業供應鏈中采用數字技術將對國際生產產生深遠的影響。 由于行業和跨國企業的特定偏好，數字技術的采用可以減少集中的“大數據支撐型”的生產引發的大量投資，并且帶來更迅捷的3D印刷生產。應用數字技術可以實現生產重建，也可以帶來更多的服務外包。此外，它可以實現東道國的供應商關系重組，以及帶來新的合作機會。

投資規章制度，以及與推動和促進投資相關的政策和機構，應考慮跨國企業跨境經營模式的演變。 在受數字化影響最大的十大傳統行業中，有五個歸屬于各國保持投資限制的十大行業（反映在國際投資協定的保留意見中），數字跨國企業正不斷涉足到其他受監管行業。 有些早期的制度可能需要進行審查，以避免其過時或阻礙數字化的應用。

大多數國家正在積極尋求數字化機遇，因為它具有潛在的發展優勢。 本報告包含了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數字發展戰略中的投資調查結果。

許多數字發展戰略無法解決投資問題或只能在非?；\統的層面上探討投資需求。 不到25％的策略包含了基礎設施投資需求的相關細節，只有不足5%的策略涵蓋了除基建以外其他領域（包括數字產業的發展）的投資需求。投資促進機構很少參與數字發展戰略的制定。

全面的數字化發展戰略應涵蓋對數字基礎設施的投資、數字公司的投資以及在所有行業企業推行數字應用的投資。 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現充分聯網的基礎設施投資要求可能比想象中的要低一些; 聯合國貿發會議估計，這些國家近乎普遍的基礎3G覆蓋率（SDG普遍接入目標的先決條件）的投資成本低于1000億美元。 互聯網基礎設施投資區域合作可使基建項目對國際投資者產生更大吸引力。

促進對當地數字內容和服務的投資對于加快數字化發展至關重要。這意味著為數字企業創造和維護有利的監管框架和積極的支持措施，其中可能包括技術創新中心以及創新孵化器; 建設或改善電子政務服務;支持風險投資融資以及其他新型融資手段。與全球企業相聯系是有益的，但發展數字部門主要是支持當地企業發展，而不是促進數字跨國公司的投資。

促進所有公司對信息通信技術的投資以及業務聯系和參與全球價值鏈，都應成為數字化發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設備關稅和稅收以及互聯網使用稅也會影響企業采用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成本。 促進訪問云服務可以降低這種成本。與全球數字跨國公司合作技術開發，對于允許本地公司與跨國企業進行數字交互并共享E價值鏈來說也很重要。

在促進對數字化發展的投資時，政策制定者需要解決公眾關注的問題。這就需要在數據安全，隱私，知識產權保護，消費者保護以及文化價值保護等領域應用最新的法規。在那些因數字化轉型給其他產業造成破壞或對社會或經濟產生負面影響的領域，相關部門和機構需要制定政策來減輕這些影響。 政府需要找到兼顧公眾關注和私人投資者利益的均衡方法。

投資決策者應采取更積極的態度制定數字發展戰略。他們不僅要對自己所處領域的重大政策變化做好準備，也應當為數字產業政策的設計和實施做出重要貢獻。 數字化發展應納入投資政策，投資政策也應納入數字化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