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全球投資前景與趨勢
在全球投資前景與趨勢部分，報告指出，2016年外國直接投資流量小幅下降2%，至1.75萬億美元。而得益于主要地區經濟增長預期上升、貿易增長復蘇以及企業利潤回升，預計2017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將增長5%，達到近1.8萬億美元。外國直接投資流量的適度增長將持續到2018年，屆時將達到1.85萬億美元。
在資本輸入方面，2016年美國仍然是外國直接投資的最大接收國，吸引了3910億美元資金流入(比前一年增長了12%)，其次是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獲得了2540億美元，從2015年的第十四位飆升至第二位，主要得益于大型跨境并購交易。中國處于第三位，流入量為1340億美元，同比小幅下滑1%。
在資本輸出方面，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飆升44%，達到183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使中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投資國。相比之下，發展中亞洲的其他次區域和主要對外投資經濟體的流出量卻大幅下降。整體而言，在中國企業跨境并購交易的驅動下，發展中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增加了7%，達到3630億美元。
二、中國的雙向投資
在全球投資前景部分，報告多次提到中國。在整體前景評估中，報告指出，2017年發展中的亞洲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預計上漲15%，達到5150億美元，可能是亞洲主要經濟體經濟發展前景的改善，促進了投資者的投資熱情。主要接受國，如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為吸引外國直接投資而努力革新政策也有利于2017年投資流入量的增長。在談及影響未來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的關鍵因素中，報告指出，預計2017年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會有巨大回升，這得益于中國經濟的增長以及原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本年度最負潛力投資者名單與前幾年調查發現一致，是中國和一些發達國家。投資促進局繼而褒獎中國為緊跟美國、德國和英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最具潛力來源國。外國直接投資最佳地區仍是美國和中國、印度等新興市場。
在全球投資趨勢部分，報告指出，中國以1340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位列世界第三，但與去年相比，仍下降31%。在提及外國直接投資流出量時，報告指出，今年，來自發展中經濟體與轉型經濟體的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波動巨大。中國對外投資飆升44%，達到1830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以獲取新興市場準入資格，同時累積資產來刺激外幣的收益源。然而，中國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激增招來一些爭議，因此對外投資協議受到有關部門的嚴格審查。在談及外國直接投資，報告還精挑細選了一些重要組織，如亞太經合組織的21個成員國的外國直接投資保持高度集中，其中五個經濟體（美國、中國、中國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亞）在2016年接收了80%的流入量;金磚國家，包括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與南非，經濟總量占全球GDP的22%，但2016年僅獲取全球對內投資儲量的11%。去年，金磚五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增長了7%，達到2770億美元。俄羅斯、印度、南非流入量的增長遠足以彌補巴西、中國外國直接投資的下降。近年來，來自金磚五國的跨國公司在金磚內部成員間投資熱情漸漲。2016年，中國跨國公司就投資于其他金磚合作伙伴。例如:北京汽車在南非建立了價值8230萬美元的裝配設備來為當地及周邊市場生產汽車;在印度，中車集團投資價值630萬美元的合資工廠來生產鐵路運輸設備;華為也計劃在該國生產手機。中國其他跨國公司如阿里巴巴、小米、滴滴出行也分別于2015年、2016年在印度投資。
本期世界投資報告，還特意提到南南合作典范的“一帶一路”戰略。
“一帶一路”戰略沿線地區外國直接投資流入量
2013年，中國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戰略倡議（統稱“一帶一路”戰略）。“一帶一路”沿線涉及來自不同地區的60多個國家和經濟集團，對內投資額6萬億美元，對外投資3萬億美元。中國及其合作伙伴現已簽訂50多項協定，覆蓋了六大國際經濟走廊。
“一帶一路”路線從中國延伸到歐洲，過去兩年，投資活力已經快速激發出來了。越來越多的財政資源，包括外國直接投資得到利用。許多地處六大經濟走廊的國家在加入“一帶一路”倡議之后，都已開始著手從中國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
中亞地區——“絲綢之路經濟帶”沿線的關鍵地區，“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正吸引更多來自于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這些投資投向工業領域而非自然資源。該倡議的實施也幫助促進東道國家的經濟多元化。在采掘業方面，中國公司在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等國已經擁有大量外國直接投資股份。中國將在該地區進行的新投資項目，主要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工業產能提高。除此之外，發展農業及相關上也也是主要目標之一。例如，中國公司和當地合作伙伴正在協商投資19億美元于哈薩克斯坦農業，包括中國土豆加工廠項目。
南亞正從中巴經濟走廊實施的大量項目中獲利。由此，將大量外國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尤其是發電業和運輸業。例如，中國電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和AL-Mirqab Capital（卡塔爾）已經合作在巴基斯坦的第二大港-卡西姆港投資建造一家電力廠。另外，中國國家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和當地的Hub Power Company已經開始建造價值20億美元的燃煤發電廠。
位于北非的埃及已經和中國簽訂了諒解備忘錄，其中包括來自中國150億美元的投資。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大量合作項目已經開展，包括在蘇伊士運河區建立經濟區以及對海運和陸運交通進行投資。
在國際生產部分，報告指出，盡管近2/5的國營跨國公司將總部設于發達國家，尤其是歐盟成員國，但也有超過一半的跨國公司將總部設于發展中經濟區;剩下的設于轉型經濟區。有些國家擁有眾多國營跨國公司，其中有18%將總部設在中國，因為中國有利于這些國家實施對外投資擴張戰略。中國之后是馬來西亞（5%），印度（4%），南非（4%）及俄羅斯（3%）。
第二章 發展中的亞洲
在2015年創歷史新高之后，到亞洲的外國投資總量在2016年下降了15%，達到了4430億美元。該地區的流入量下降幅度相對較大，四個次區域中三個出現下降，不過原因各異。在東亞地區，隨著2015年一次性大重組，流入中國的穩定投資量不足以抵消抵消外國對中國香港直接投資的下降。在東南亞，由于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導致一些東盟成員國的流入量下降。在西南亞，疲軟的油價和政治上的不確定性繼續左右著外國直接投資。由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穩定投資流入量，只有南亞避免了急劇下降。然而，亞洲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的外商直接投資受惠國，中國，中國香港，新加坡和印度都是排在前十名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國。而來自亞洲國家的直接投資增加了7％，達到3360億美元，這主要得益于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出急速增長。東盟和中國的經濟前景的改善有可能提振投資者的信心，并有助于促進2017年及以后的外國直接投資流入。
外資流入
對亞洲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影響了四個次區域的三個和大多數主要經濟。 亞洲的投資流入量大部分在中國香港注冊，然而進入印度尼西亞，蒙古，新加坡，泰國和土耳其的資金卻大幅下滑。 相比之下，中國和印度的外國投資或多或少保持不變，分別下降1％和1％。
在東亞地區，香港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而中國保持穩定。流入東亞的外國直接投資下降了18％，降至2,600億美元。 這主要是由于流入中國香港的投資量減少，從2015年的1740億美元下降到2016年的1080億美元。隨著2015年重大的企業重組后，香港成為亞洲的最大，世界第二外國直接投資受益者。其資本流入在2016實現正常。對中國香港的外國直接投資仍遠比2010-2013年注冊資金平均水平約800億美元。
由于外資直接投資下滑，對中國的投資下降1％至1340億美元。在非金融部門，該國在2016年新增外商投資企業27900家，其中投資額超過1億美元的840家。此外，450家現有外資企業大幅擴大業務，投資額度超過1億美元。非金融服務繼續支撐新的外商直接投資，該行業的流入量增長了8％，外資對制造業的投資繼續向高價值生產增加。例如，2017年3月，波音公司開始在中國建立裝配廠，這是波音公司在美國本土以外首次建廠。國家和地方兩級的進一步開放和改革促進了外資的增長。 2013年上海首次建立自由貿易區，此后福建，廣東和浙江均設立自由貿易區，在2016年吸引外資130億美元，漲幅達80％。
亞洲對外直接投資上升7％，達到3360億美元。這主要是由于大量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相比之下，南亞和東盟投資的流出量大幅下降。總體而言，亞洲公司跨國并購額從2015年的1230億美元增長到2016年的1430億美元，發達國家的資產占所有收購的近60％。
中國促進了東亞的對外投資。東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了近四分之一，達到2910億美元。 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上漲了44％，達到1830億美元，得益于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激增，推動了第一投資大國的地位。 中國企業在海外的投資廣泛針對制造業和服務業。中國人遠赴澳大利亞、英國、美國等發達國家購買房地產，也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做出了貢獻。 中國香港和韓國這兩個主要投資經濟體在該次區域的外向直接投資呈現出不同的趨勢：中國香港的外流下降了13％，至620億美元，是201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由于新增投資的推動，韓國的流出量增加了15％，達到270億美元。
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流動推動了亞洲的產業重組。東盟、中國和印度的區域價值鏈的關聯由于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而日益密切。 隨著這些區域生產網絡的發展，新興工業景觀的輪廓正在形成：
東盟在價值鏈上實現多樣化。東盟生產網絡已經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產業。 國內汽車和高端消費電子等制造業生產能力增長得益于東盟快速演進的區域生產網絡和區域內外國直接投資流動。 區域生產網絡擴大了工業和地理覆蓋面，并日趨完善。 這與中國，韓國和中國臺灣的工業重組有關。 國家和地區出臺的政策 - 特別是在東盟及以外地區加強基礎設施連接和發展自由貿易和鼓勵投資 - 促進了這些發展變化。
中國向價值鏈上游進軍。中國的公司已經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正在向在高度競爭的制造業，如高端化學品、電子（特別是信息技術）、汽車和飛機等行業的價值鏈上游進軍。他們通過建立自己的品牌，增強自己的創新能力和擴大自己的品牌知名度來進行國際網絡分銷。跨國并購已成為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工具。比如，在智能手機行業，國內品牌在2015年已經實現五分之四的市場占有率，并繼續在2016年擴大市場份額。華為，OPPO，VIVO和小米等公司在國際上迅速擴張。例如，華為在五個主要歐洲國家里獲得了20％以上的市場份額，在印度，四個中國品牌排名第二至第五，共占市場份額的五分之一，占印度市場的46％。
南亞與區域價值鏈實現連接。 印度和其他南亞國家正在與區域價值鏈和基礎設施網絡掛鉤。印度制造業已經開始大規模融入東亞和東南亞地區強大和復雜的區域生產網絡。 這一新趨勢是通過來自中國的智能手機生產等動態產業的一些大規模投資來說明： 例如，在智能手機行業，OPPO（中國）在2014年進入印度市場，在諾伊達建立了生產基地。 在2016年底，該公司宣布在安得拉邦投資2.16億美元。此外，華為和小米也開始大量投資印度。中國對其他行業的投資也在快速增長：例如，中國主要重型設備制造商三一集團將在印度投資50億美元。
第三章 二十國集團采取“全球投資決策指導原則”
“二十國集團原則”利用了聯合國貿發會議的可持續發展投資政策的框架，該原則是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經濟體之間第一次就投資事項達成共識，占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三分之二以上。
2010年7月在中國上海舉行的20國集團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了無約束力的指導原則，并且該指導原則于2016年9月在杭州首腦會議上得到了20國集團領導人的批準。
迄今為止，大約有130個雙邊投資協議已經被其他雙邊投資協議或雙邊投資條款協議取代。 過去二十年來一直積極參與改革的國家包括德國，其次是中國、埃及、羅馬尼亞和摩洛哥。 替代協議并不總是包含可持續發展導向型改革的要素。 目前的替代協議案例包括：墨西哥和瑞士正在就一項協議進行重新談判，該協議將取代兩國間1995年的雙邊投資條約。
然而，各國往往選擇列入明確優先考慮的條款（通常不太是改革導向型的）協議（如澳大利亞 - 馬來西亞自由貿易協定（2012）（第21.2（2）條）或中日韓國三邊投資協議（2012）（第25條））。
事實上，上述35項投資條款協議中有15項優先于先前的協議。 各國有時也優先選擇對投資者更有利的協議（例如，新西蘭與澳大利亞，文萊達魯薩蘭國，智利，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簽署的TPP附加協議），或者不提供全面闡釋的協議（例如中韓自由貿易協定（2015年）（第1.3條）），這些協議引發了公眾對于先前協議的應用狀況的質疑。 這些類型的關系條款幾乎沒有促進國際投資協議的改革。
第四章 數字經濟
在電子商務的其他方面，這些價格戰也是常事。 Mataharimall，Tokopedia和Bukalapak（當地市場平臺）與拉扎達（德國火箭互聯網推出的區域電子商務服務，受到中國阿里巴巴的支持）、Elevania（韓國）和樂天（日本最大的電子商務網站）競爭。 大規模的折扣和大型營銷活動似乎是常事兒。為了生存，當地市場參與者依靠紅杉資本（蘋果，領英（美國）和軟銀（日本）等支持者的融資。2015年，Go-jek與紅杉合作，2016年8月份據報其從科爾伯格-克拉維斯和華平投資（美國）獲得了5.5億美元的投資。印度尼西亞從未見過這樣的資金交易：TeChinasiac報道說， 從2014年每個月宣布的兩筆到三筆資金交易到2015年交易數字翻了一番。
A.簡介
1.數字經濟的普遍性
數字經濟 - 將互聯網數字技術應用于商品和服務的生產和貿易 - 正在成為全球經濟中越來越重要的一部分。向數字經濟的過渡可以提升各個行業的競爭力，為商業和創業活動帶來新機遇，以及進入海外市場的新渠道。然而，依然存在著不少挑戰，從全球數字鴻溝到潛在的社會和發展負面影響以及復雜的互聯網監管問題，這都需要政策制定者去解決。
2.數字經濟對投資與投資政策的相關性
數字經濟對投資具有重要意義，投資對數字化發展至關重要。首先，數字經濟有可能改變跨國企業的國際業務和影響外國子公司對東道國的判斷，進而影響投資政策。第二，所有國家的數字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參與的全球數字經濟，都要求建立有針對性的投資政策，建立連接基礎設施，促進公司數字化，支持更廣泛的經濟數字化。
B. 跨國企業和數字經濟中的國際生產
信息和通信技術（ICT）一直是國際生產增長的根本推動力。數字經濟的興起既能使信息和通信技術與國際生產之間的共生關系集約化，同時也會破壞這樣的關系。這種集約化為跨國企業提供了更加深遠的機會來重新設計流程和上市路線，并重新界定了全球生產網絡中的治理模式。因此，它產生了全新的跨國商業模式，從“出生的全球”到虛擬的跨國企業，都具有完全不同的國際足跡。
1.科技跨國公司的興起及其影響
技術跨國公司是全球數字經濟的推動者：它們為數字采用提供了基礎設施和工具。 隨著數字經濟的快速增長，近十年來，跨國企業在國際生產中的比重也大大增加。跨國企業不僅在所有行業中處于領先地位，而且打破了創造就業機會和資產結構的傳統模式，使無形資產和現金會計在資產份額中占較高份額。
2.數字和科技跨國公司：國際足跡截然不同
依靠ICT公司提供的有利基礎設施，數字跨國公司的業務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或與互聯網嚴格相關的。它們包括互聯網平臺，電子商務，數字解決方案和數字內容提供商。這些數字公司在跨國企業領域顯得越來越重要。然而，他們的國際業務與其他跨國企業在基本上有所不同：他們能以更少的資產和更少的海外員工到達國外市場。因此，他們在實物投資和就業創造方面對東道國的經濟影響不太直觀。他們的國際業務在許多方面也與其他跨國企業有所不同：他們傾向于擁有更多的流動資產，他們有更多的機會利用稅收高效的企業結構。此外，不同于其他跨國企業的是，他們大多數數字跨國企業總部僅位于少數幾個國家，集中位于美國。
3. 跨國企業數字化跨行業：逐步轉型
數字經濟并不僅限于ICT部門和數字公司。 可以說，最大的經濟影響來自于全球經濟各個行業的流程和供應鏈數字化。 數字化可以影響供應鏈中的任何一個過程，包括采購，生產，運營單位網絡的協調，出貨物流和客戶關系。 數字公司看到的國際生產情況可能是許多行業未來的先兆。它們可能代表了在不同程度上影響所有跨國企業轉型過程的極端結果。 到目前為止，數字化對非數字跨國企業的國際業務（外國資產和銷售）的影響是有限的，但是，越來越多的資產輕型的國際生產形式和可替代的治理模式已經開始出現。
4. 投資政策的影響：從模擬到數字
國際生產現場的新角色以及跨國企業國際業務發展的性質，對戰略投資目標，對促進投資的政策和機構以及管理投資者行為的規定都有影響。 根據新的數字商業模式，可能需要對實體經濟設計的投資規則進行審查。 數字化影響最大的行業 - 例如零售、媒體和消費金融 - 也是許多國家保持投資限制的行業。 有些人已經采取措施來更新政策，而另一些國家正面臨著讓規則過時的風險，或者為數字和非數字公司創造不平衡的競爭環境。
C.數字化發展投資
1. 數字化發展策略：投資維度
許多國家已經出版或正在為數字經濟制定發展戰略。 然而，大多數數字化發展戰略未能充分滿足投資需求，而經常專注于基礎設施投資（寬帶覆蓋）的數字化發展戰略，很少涉及外國投資或IPA的潛在作用。 全面的數字化發展戰略應涵蓋基礎設施，數字公司的投資以及所有行業的企業數字化。
2.投資數字化基礎設施
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實現充分連接的投資要求并不像往常那樣令人望而生畏：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銜接目標可以通過私人投資的有利框架和旨在產生足夠需求的政策來實現。 可能需要政府支持和公私伙伴關系，以實現普遍連接，包括人口稀少和低收入地區。 雖然電信公司構建了大量網絡并支持互聯網交換點的開發，但吸引數字跨國公司也可以幫助完成互聯網基礎架構（如內容分發網絡和數據中心）。 互聯網基礎設施投資區域合作可以增加國際投資者基礎設施項目的吸引力。
3.投資數字公司
隨著許多發展中國家的覆蓋率領先于其他國家，加快數字化發展需要重點關注本地數字內容和服務的投資，以增加需求。 這包括通過創建和維護數字公司有利的監管框架，并采取積極的支持措施，包括建立技術或創新中心和孵化器，建立或改進電子政務服務，支持創新的融資方式，刺激對當地企業發展的投資 并制定技能培養計劃。 與全球企業的聯系可以幫助外國投資者參與本地數字公司的發展，但數字行業的發展主要是支持發展國內企業，而不是促進數字跨國公司的投資。
4.跨行業數字化投資
最大的發展價值可能在于非數字行業的數字化。 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互聯網采用在發達國家顯著落后。 促進對所有財富的信息和通信技術的投資，以及業務聯系和參與全球金融機構應成為數字發展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D. 實現數字年齡的投資政策框架
包括國際投資在內的投資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相反，數字經濟將轉變國際生產，因此投資模式。 數字經濟的綜合投資政策框架不僅要確保數字發展嵌入投資政策，而且還要確保投資政策納入數字化發展戰略。 此外，政府還需要找到一種平衡的辦法來適應數字轉型所引起的公眾關注以及私人投資者的利益。
